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运动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
从地缘临近和国内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情况来看，伊拉克理应成为伊朗选择代理人的理想国度，但事实上伊朗却未能从伊拉克找到强有力的代理人。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尽管伊朗一直支持反对萨达姆政权的什叶派力量，但扶植代理人的成效并不理想。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对伊拉克代理人进行投资的机会才有所增加。
伴随着2011年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导致伊拉克陷入严重动荡，伊朗在伊拉克寻找代理人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早年与伊朗关系密切、由各种什叶派武装力量组成的“人民动员力量”（PMF），成为伊朗支持的主要代理人。但伊朗与“人民动员力量”等什叶派力量的关系基本上是松散的委托-代理关系，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伊朗在伊拉克未能培养出类似真主党的代理人，原因十分复杂。尽管伊拉克也存在众多不满现状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但由于其分歧巨大，如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内部围绕是否把实行教法统治作为政治目标存在严重分歧，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真主党的主导力量。由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矛盾，伊拉克什叶派尽管与伊朗存在共同的什叶派认同，但又多反对伊朗的外来干涉，抵制伊朗输出革命。总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伊朗无法找到一个能够整合伊拉克所有什叶派力量的宗教政治组织作为代理人，只能与众多什叶派政治组织保持松散的联系，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萨达姆政权时期：伊朗扶植伊拉克代理人困难重重
在萨达姆政权时期，伊拉克政权的高压统治、两伊战争期间双方严重对抗、伊拉克什叶派多持反对伊朗的民族主义立场等，使伊朗难以找到合适的代理人，但伊朗仍支持了一些什叶派力量，并为后来选择和扶持代理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输出革命和扶植代理人，伊朗于1981年成立了具有伞状组织结构特征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ncil），其分支机构覆盖整个伊斯兰世界，其中“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The Supreme Committee of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q）负责向伊拉克输出革命，该组织与伊拉克的什叶派组织密切合作，开展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活动。 伊朗输出革命与伊拉克国内什叶派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斗争具有一定契合性，使伊朗与伊拉克的什叶派力量建立了联系。
首先，伊朗对历史悠久的伊拉克什叶派力量“达瓦党”（Dawa，原意为“宣教”，国内又译为召唤党、号召党或呼声党）有重要影响。达瓦党由伊拉克著名的萨德尔家族的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ed Baqir al-Sadr，1935～1980）于1958年创立，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什叶派伊斯兰政党。1980年4月，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因公开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被处死，但他的思想和活动推动了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和宗教觉醒，他也被称为“伊拉克的霍梅尼”和萨德尔家族的“第一烈士”，受到伊拉克什叶派的普遍敬仰。 20世纪80年代，由于萨达姆政权的镇压，达瓦党等什叶派政党被迫转移到伊朗。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该党才返回伊拉克，其领袖努里•马利基（Nouri al- Maliki）于2005年当选为伊拉克总理。
其次，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为逃避萨达姆政权迫害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提供庇护，并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伊拉克为什叶派和库尔德武装提供训练。伊朗还为伊拉克什叶派的伊斯兰抵抗运动（Iraqi Islamic Resistance）提供支持。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与伊朗关系最密切的“人民动员力量”的指挥官多是当时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成员。
此外，成立于1982年的“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 （the 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长期与伊朗保密切关系。该组织成立于两伊战争期间，其资助全部从伊朗获得。该委员会事实上是在伊朗支持下成立于德黑兰的流亡组织。在萨达姆统治期间，该委员会组建了地下民兵组织“巴达尔旅”（Badr Brigades），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其进行训练和武装。在两伊战争期间，“巴达尔旅”从伊朗对伊拉克南部发动数次攻击，主要针对伊拉克官员。1991年海湾战争末期，该组织发动了反对萨达姆的起义，但没有成功。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选择和扶植代理人的机会扩大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特别是2011年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以及2014年“伊斯兰国”出现后，伊拉克因陷入严重动荡出现权力真空，什叶派武装崛起，伊朗通过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影响增强，进而使伊朗选择和扶植代理人的机会扩大。
随着萨达姆下台，被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迅速崛起，这为伊朗支持曾被压制的什叶派团体提供了机会。美国解散伊拉克军队和“去复兴党化”（de-Baathification）的愚蠢政策，也有利于伊朗对伊拉克施加影响。随着美国的占领引发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叛乱，伊朗便抓住机会投资于打击逊尼派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并从中寻找代理人。
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造成了新的权力真空，该国陷入混乱，为伊朗寻找和扶植代理人创造了更多机会；2014年“伊斯兰国”出现后，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伊朗在伊拉克寻找代理人。在此背景下，伊拉克前总理努里·马利基领导的达瓦党、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领导的萨德尔派，以及主要的库尔德政党，均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在军事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IRGC-QF）及其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担任训练什叶派民兵组织的顾问。
总体而言，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伊拉克的战略目标和制约因素都较为复杂。伊朗既不希望伊拉克再度强大进而对伊朗构成威胁，也不愿意伊拉克陷入严重动荡进而威胁伊朗的安全稳定，更不希望伊拉克成为美国威胁伊朗的前沿阵地。美国对伊拉克政治的主导、伊拉克分裂的教派和族群结构、什叶派内部的分裂、沙特和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对伊拉克的争夺，都制约了伊朗对伊拉克施加影响。在此背景下，“代理人可以赋予伊朗在伊拉克境内的影响力，并帮助伊朗实现其目标”，但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显然并不仅是寻找和支持什叶派力量作为代理人，而是较为务实的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也在逊尼派中寻找投资对象。
伊朗在伊拉克谨慎、灵活地扶植代理人
伊朗在伊拉克的代理人策略明显不同于在黎巴嫩把真主党培养成唯一代理人并建立盟友关系的策略，而是根据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复杂多样、不断变化组合的特点，从政治和军事两个领域扶植代理人力量。
首先，在政治方面，伊朗通过整合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对伊拉克政治施加影响。但由于什叶派力量的内部矛盾，伊朗难以在伊拉克打造出统一的亲伊朗什叶派政治力量，甚至要面对部分什叶派力量反对效仿伊朗教法学家统治、反对伊朗外来干预的现实，并迫使伊朗采取淡化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策略，在多种力量甚至从什叶派以外的力量中寻找代理人。
伊朗通过支持什叶派集团——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在议会选举和政府组阁中取得优势，进而施加对伊拉克政府的影响。早期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基本上包括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什叶派派系，即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达瓦党以及由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在2005年12月伊拉克的首次议会大选中，伊拉克团结联盟赢得275个议席中的128个，该联盟也因此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如达瓦党资深领袖努里•马利基当选总理，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和“萨德尔运动”获得多个部长职位等。
这里有必要集中介绍一下“萨德尔运动”。“萨德尔运动”与达瓦党均由什叶派家族萨德尔家族所创。在达瓦党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被萨达姆政权处死，达瓦党转入伊朗后，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的堂弟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uhammed Sadiq al-Sadr，1943-1999年）继续在伊拉克领导什叶派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斗争，其领导的什叶派力量被称为“萨德尔运动”或“萨德尔力量”。在1999年萨迪克·萨德尔遭暗杀身亡后，其子穆克塔达•萨德尔继续领导该运动。在政治思想方面，“萨德尔运动”既坚持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主义路线，又坚持超越教派分歧的伊拉克民族主义，同时还坚持反美路线。在对待伊朗的态度上，既接受伊朗的支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又主张保持自身独立。
由此可见，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并非铁板一块，如果以其与伊朗的关系作为主要考察因素，其分歧对内主要是是否坚持效仿伊朗的教法学家治国伊斯兰主义路线，对外主要围绕对美国、伊朗等外部力量干预的态度。上述分歧在达瓦党和“萨德尔运动”之间体现得较为明显。达瓦党尽管也反对美国干预，但基本上接受美国的政治安排，奉行联邦制、世俗化、民主化的政治路线，同时又无法排斥伊朗的影响。“萨德尔运动”坚持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主义路线，但同时坚持反对美国、伊朗干预的民族主义政策，并在后来脱离伊拉克团结联盟单独参加议会选举，且在2021年议会大选中排名第一（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未能组阁）。
因此，伊拉克什叶派难以形成持久统一的力量，伊朗也无法把其所期望的政策结果强加给伊拉克。 在此背景下，伊朗不仅要与伊拉克什叶派保持灵活的关系，而且还支持伊拉克的逊尼派、库尔德力量。总之，“意识形态上的亲和性并不是伊朗选择代理人的绝对先决条件”。伊朗只能“尽可能多地支持不同的伊拉克组织……最大限度地创造机会，即不管何种力量在伊拉克获得权力，伊朗都能够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其次，在军事方面，伊朗主要是利用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把大量的什叶派准军事组织和民兵组织聚集在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的旗帜下，但同样也无法回避“人民动员力量”内部各什叶派武装之间的分歧，并采取灵活务实的代理人策略。
根据相关研究报告，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由67个民兵组织组成，其中大约40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密切联系，其中受伊朗影响较大的组织包括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巴达尔组织（the Badr Organization）和真主党旅（Kata’ib Hizballah）。 这40多个民兵组织对伊朗的忠诚程度差别很大，但与伊朗关系最牢固的民兵组织往往是倾向于支持效仿伊朗教法学家统治的团体，并承认伊朗最高领袖也是他们自己的宗教领袖。 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矛盾也渗透到了“人民动员力量”内部，其分歧与政治组织的分歧重合，主要包括是否支持在伊拉克实行效仿伊朗的教法学家统治，以及接受或反对伊朗介入伊拉克事务。
针对“人民动员力量”的内部分歧，伊朗仍采取务实的策略，并不介入其内部矛盾纷争，而是尽可能多地支持愿意接受伊朗资助的军事组织。2016年11月，“人民动员力量”根据法律被纳入伊拉克安全部队，进而赋予其在击败“伊斯兰国”之后持久存在的合法性。这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动员力量”对伊朗的潜在价值，因为它为伊朗对伊拉克安全部队施加影响提供了渠道。
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松散灵活的赞助-代理关系
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具有多元松散、灵活务实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和原因包括：
第一，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围绕是否实行效仿伊朗的教法学家统治存在分歧，伊朗注意不同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取向，但并不刻意以此划线寻找和支持代理人。伊朗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恰如伊拉克的一位什叶派议员所言：“伊拉克和伊朗什叶派之间有许多差异：我们想要民主，他们要伊斯兰统治。” 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曾明确指出“我绝不允许伊朗的经验在伊拉克被复制”。其原因在于西斯塔尼虽然出生在伊朗，但他的治国理念与伊朗明显不同。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奉行政治行动主义，主张实施教法学家治国，并建立伊斯兰政权；西斯塔尼则不主张参与政治，但主张宗教学者（乌莱玛）在社会和法律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存在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伊拉克与伊朗的历史宿怨，使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对伊朗的干预存在反对、抵触、反感、猜忌等不同态度和心理，使伊朗无法在伊拉克打造出高度统一并效忠伊朗的政治和军事代理人。这也恰如有关评价所言：“伊朗对一些人有影响力，但对其他人没有。多数什叶派教徒不支持伊朗政权，而且他们不是波斯人。在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有很深的敌意。”
第三，伊朗在伊拉克的代理人策略是投资任何愿意接受其财政和物资支持的伊拉克组织。这一战略尽管存在风险，但能够使伊朗广泛参与伊拉克事务，同时避免在伊拉克未来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赢家或输家，同时也可以回避伊拉克内部的政治分歧。这一战略使伊朗能够拥有广泛的、具有不同能力和优势的客户。
（本文为论文《地区大国代理人战略的差异性研究：以中东宗教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为例》的部分内容，原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5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