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令狐卿
编辑| 徐媛
3月22日，《人物》刊发一篇人物报道，详细描写了知名作家马原隐居云南前后的生活故事。他在西双版纳买地建立了2000平米的“城堡”式建筑，携第二任妻子李小花、儿子马格居住在此，过着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城堡生活。其间，马格诊断出心脏病，马原拒绝带孩子去医院诊疗，13岁的马格于去年6月猝然离世。
对于马原延误儿子就诊这件事，公众意见最大，普遍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为马格打抱不平的读者认为，马原涉嫌虐童致死，应该被追究责任。同时，另有部分意见认为，马格之死是不该在公共语境中讨论的家庭私事。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以致于让这位淡出公众视野的作家登上热搜榜。
作为50后作家，马原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为其对国外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大胆借鉴，与洪峰、苏童、格非、残雪等一起成为先锋派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代表作取材于他在西藏7年的生活经历，充满了西藏文化的神秘主义色彩。从《人物》的报道中，至今仍可以寻找到神秘主义对他的影响。
比如他在马格患上马凡综合征、心脏出现异常之后，不是积极地手术治疗，而是坚持用“人的心脏和头脑不能动”的理由，拒绝亲友将马格带到大医院接受正规治疗。马格在救护车一个小时才能抵达的“城堡”里成长，生活中早已体现出心脏病的症状；马原也拒绝让他接受学校教育，在马格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模式。
马格的夭折本是《人物》这篇报道的细节之一，但成为外界解读马原的重要支点。在此基础上，马原从一位已经被公众淡忘多年的作家，被推进强烈批判的舆论场。他遭到了至少三个面向的谴责和批判：一名涉嫌害死自己儿子的傲慢父亲，一名危险的父权主义者和家庭独裁者，一名十分自私却有着强烈控制欲的文艺男。
在很多人看来，马原以爱的名义行控制之实，用乌托邦思想和神秘主义信仰，构建了危害家人的生活方式，以愚昧的一己之见决定着妻儿的命运甚至是生死。而他早年的成功，对这一致命的生活模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马原在挑选妻子时，相中了运动员出身、年龄悬殊29岁的李小花，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别有所图，外人很难深究。此番争议起来后，女权主义论者抨击马原挑选年轻妻子的做法带着陈腐的标准。如果按照阴谋论的批判路数推导下去，马原选择云南实践他“城堡”的生活方式，就是驯服妻子、儿子的过程。
从马原对马格的就医立场，并不能必然得出马原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分子。证明很简单，他自己是糖尿病患者，每天都注射胰岛素。在马格死后，马原似乎变得“软弱”起来，也愿意去上海看自己的病。对亲人施加就医等绝对控制，却对自己网开一面，由此显露的自相矛盾，令人咋舌。
可以说，《人物》这篇报道狠狠褪去了笼罩在马原身上的光环和滤镜。马原早期的文学才华、知名作家的身份，奠定了他的成功地位，但这位成功者却向巫术、危险的宿命论靠拢，释放出黑暗的家庭统治力，这是相当多读者无法接受的。
马原可能无法逃避的一个追问是，自己没有被癌症击倒，就能剥夺儿子正常就医的权利吗？这到底是爱还是虐待？论断马原虐童的人，不会天真地认为他将受到法律的裁断，但在作为父亲、丈夫的马原身上看到幻灭，却是千真万确的。这种幻灭不一定是对文学的幻灭，但一定是对沉溺在乌托邦建设中的作家的幻灭。
在稍微理智的人看来，马格虽然生的是大病，但只要马原稍微放松他对妻儿的控制，马格可能就不会如此夭折。比如听妻子的话迁居海拔低的、离医院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听亲密好友的劝说，去大城市动手术。马格作为未成年人，看似接受了大人的错误安排，但要说马原没有任何责任，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马原在他绝对掌控的“家庭城堡”显露出病态的端倪，比如他对马格的病逝，感到惋惜的不是孩子的夭折，竟然是“这么好的孩子再也不能陪伴他”。有支持者试图从文学习性的角度来解释并维护马原的“冷血至死”，但这显然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格格不入。
《人物》报道还让读者看到马格之死的冲击，不仅加深了李小花对母亲和妻子角色的反思，逐渐生发出抗拒马原的言行。而这时候的马原，在目睹城堡内部亲密关系的瓦解后，挣扎在捍卫还是放弃虚假的生活方式之间。可惜的是，这种对马原乌托邦思想的动摇，来得太迟，代价也太大。